对于上述问题，香港教育学院的李田园（Tianyuan Li）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冯海岚（Helene H.Fung）的研究发现或许可以提供若干线索。通过分析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World Values Survey）的横跨38个国家的资料，他们发现在控制基本人口变量之后，年龄与信任感仍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具体而言，年纪越大，“一般信任感”（针对不特定的他人）与“特定信任感”（针对四种特定对象，包括：家人、朋友、邻居，以及陌生人）都显著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较亲近对象（如家人、朋友）的信任感，年龄差异并不算大（可能因为在年轻时对家人和朋友的信任度本来就颇高，所以在老年时期的增加自然有限）；对于较疏远对象（如邻居、陌生人）的信任感，其跟随年龄增长而有所提升的程度则更显而易见。

另外，通过运用多层次模型进行分析，他们也发现，在个人主义倾向越高的国家（例如美国），对于朋友和陌生人的信任与年龄的正向关系越强；在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年龄与对于邻居的信任也有更强烈的正向相关；最后，在所得越不平等的国家，对于陌生人的信任之年龄差异也越大。

如此看来，年纪越大，越容易相信他人（不论特定或不特定）的现象似乎放诸四海皆准，虽然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强度可能随着不同国家的文化内涵与政经水准而有所波动。然而，李天元和海伦·冯的研究具有一个重大限制，他们在报告中亦坦诚不讳。

因为使用的是横断面资料，他们无法确知年龄—信任感之间的正向关系，有多少部分是老化的效应？又有多大程度来自于世代差异？前者反映的是人类发展过程的自然演变；后者则关系到不同年代出生的同期群。由于成长历程的时空背景差异，致使老一辈的人和他们的晚辈在认知/行为表现上不尽相同。所幸，一份稍早的研究针对信任感的年龄差异提供了神经科学上的佐证，也就是说，人类发展过程中的老化现象的确与信任感的变化脱不了干系。

在去年发表的这份报告中，研究者进行了两项主要实验。第一项实验要求受试者将照片中的人区分为三类：可信赖、中性、不可信赖。研究者发现老年人与年轻人都可以成功地指认出可信赖与中性的人，但对于那些看来不可信赖的人（照片中的人出现奸笑的表情、游移的目光，或后倾的身体等），老年人对于种种可疑的线索却显得较不敏感，也更容易将其视为可信任与可亲近的。

第二项实验则进一步要求受试者评估照片中人的可信度，并同时接受脑部的扫描。当年轻人看到某张不可信赖的照片时，其前脑岛区域出现明显的活动迹象，而脑中的这个部分一般认为就是所谓“直觉”的来源，其可协助我们诠释他人的可信程度与评估社会情境中的潜在风险或利益。有趣的是，当某张不可信赖的照片呈现在眼前时，相同的脑部区域在老年人身上却未见任何反应。

因此，老年人似乎倾向于忽略负面线索，而多以正向（但可能不尽正确）角度去体验周遭的人和事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劳拉·卡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正向偏误（positivity bias）。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主张，人到晚年会将和他人建立紧密的情绪性连结视为有生之日的首要目标，而信任他人无疑是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前提；同时，对他人采取正面的重新评价也让老年人更容易信任他人，并更愿意向他人请求协助，以化解生活上因机能衰退所带来的种种不便，如此一来，信任他人也算是一种促进老年人调适晚年生活的应对策略。

但不幸的是，正向偏误也会带来不利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让老年人更容易被诈骗集团锁定。不但陌生人不可尽信，美国的相关统计显示，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财务诈骗事件，有近半数的加害人就是老年人的照顾者或让老年人视之为朋友的人。

所以切莫一味责怪受害者。当身边的长者遭遇骗局时，千万不要暴怒而骤下结论：“老人家就爱贪小便宜！”事情远比你想的复杂得多。其次，也期待有心人能尽早投入设计相关的手册、网站或介入活动，协助老年人更容易地侦测出可疑的线索，以便判断何时必须提高戒心。

原文发表于PanSci，转载时部分文字由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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